千年岳麓，弦歌不绝

宋、元、明、清数代，这里相沿办学，弦歌不绝

张栻、朱熹、王阳明在此讲学；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在此就读；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从这里走出……

如今，岳麓书院的学生们仍在这座古朴的庭院中穿行、求学

千年传统文化、古代书院教育精神如何与现代教育深度融合？

麓山脚下，一座庭院矗立千年。宋、元、明、清数代，这里相沿办学，弦歌不绝。教育家和文学哲学大师张栻、朱熹、王阳明在此讲学；经学大师王文清、王先谦在此从事教育及文化学术活动；近代名人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刘坤一、唐才常在此就读；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这里走出。卓绝的历史背后，是无数读书人千年相继的文化追求。

在悠久广袤的时空中，岳麓书院把庭院建设、教育办学、学术交流、文化研究及人格陶冶巧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倡导包容兼听、求同存异的学术自由之风更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书院办学：优于官学的另一种“存在”

湘江西岸，清溪翠林之间，隐见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沐潇湘之雨露，浴岳麓之灵气，这座千秋以来贤者云集、不断迸发思想火花的著名学府，历尽沧桑而不衰落。“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岳麓书院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

岳麓书院的办学是从唐末五代开始的，早期由僧人经营。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后，管理权交给儒者。此后，长达千年，岳麓书院一直是儒家教育的圣地和文化学术的中心。千年以来，岳麓书院也是中国文化史上规模最大、延续状态最好、最有名望的书院。关于中国“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不管哪一种都少不了湖南岳麓书院。

1015年，宋真宗将这座山间庭院的负责人周式请到汴京，赐给他书籍马匹，书“岳麓书院”四字相赠。相传宋真宗曾亲自听周式讲学，并许以功名利禄，留他在京都做官，但遭到他的拒绝。自此以后，周式的道德品行成了历代负责人效法的榜样，而岳麓书院也就成了读书人的文化人格和学术人格的冶炼场。

宋真宗所赐的“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一直高悬在大门上。宋真宗之后，宋理宗、明世宗、清康熙、雍正、乾隆相继赐书、赐匾，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乡绅显贵纷纷置田修舍，捐物捐钱，使教者得以安心教书，学者得以安心就学。

岳麓书院的昌盛来源于它合理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的道德、学识、社会名望都是出类拔萃的。书院有自己的田产，通过将土地租赁给农民，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老师有优厚的年薪，学生有可观的助学金，居住环境都是一流的。学生以自学为主，每隔十天半月，山长亲自授课。有严格的办学规章，每月都要进行考试，奖优罚劣。

对内严格管理，对外开门办学。岳麓书院常年接待访问学者，容许外来人员旁听，安排食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岳麓书院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教学质量，其地位远在官学之上。北宋时期王安石曾在地方推行“三舍法”，将学校分为三级，岳麓书院是潭州地区最高一级学府。

岳麓书院现存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修建，其主体建筑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独立成一个完整的院落。大院落又分若干个小院落，相互交错，连环往复。三大主体建筑的周围，兼有许多配套的园林建筑。书院现存古建筑有御书楼、文昌楼、半学斋、十彝器堂、濂溪祠、湘水校经堂、自卑亭等，都有让人缅怀的辉煌历史。

这座千年庭院的一草一树、一亭一台，都成为文人雅士的“心之所向”；他们在此留下的历史典故，让读书人心驰神往，由此创作的风雅诗词更是数不胜数。杜牧《山行》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让岳麓山腰青枫峡谷中的爱晚亭美景流传于世；明代蔡汝楠作“朱张院启松阴静，屈贾台连岸月秋”将书院的人文和景色交织融合；一代伟人毛泽东多次来到岳麓书院，赋诗“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抒发对书院的深厚情结。

朱张会讲：开启书院学术自由之风

千年以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其中不乏朱熹、张栻、王阳明这种顶尖高手。文化学术活动一直是岳麓书院办学的主流。朱熹、张栻所建立的教学与学术会讲体系，更是确定了这座庭院的文化学术传播方式。

“会讲”，是不同学派或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现有史料看，南宋书院史上最早的“会讲”，当属朱熹、张栻岳麓之会。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和张栻一样，属二程的四传弟子。朱、张的学术思想皆渊源于二程之学，二人都以自得二程真传自诩，故在许多学术思想上十分接近。但是，他们的学术见解仍有很大区别，这一方面是由于二程之间本来就有一些区别，而朱熹受小程影响较多，张栻受大程影响较多。另一方面，他们具体的学术师承不同，加之个人经历、生活环境不同，因而在不少学术问题上意见不一。

乾道初年（1165年），他们正在思考如何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由于他们在一些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故而均感到有“会讲”的必要。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决定前往湖南，和岳麓的张栻“会见讲论”，切磋学术。当时，“湖南之行，劝止者多，然其说不一。”或许劝阻理由还包括一些学术上的宗派偏见。但朱熹意志很坚定，决意往行。是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行，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随行，九月初八抵达长沙，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

朱熹此次在长沙呆了两个多月时间。朱张二人讨论学术问题，场面十分热烈。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所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但他们在讨论中并不意气用事，学术上的论敌关系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他们认真、坦率地进行学术交流，为南宋书院会讲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朱熹还在张栻主持的岳麓、城南两书院讲学，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课者甚多，盛况空前。据说，当时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此虽属后人的夸张之说，但朱张会讲影响很大当为事实。朱熹的讲学，开了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自由讲学之风。

朱熹和张栻还互相唱和联咏。多篇诗歌透露了他们会讲时共同的心情和愿望：对天地宇宙的哲学思考，对历史现实的忧患困扰。正是这种思考和忧患，使得他们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对理学那些抽象而又现实的范畴、命题、思想展开激烈的争辩……

可惜的是，朱熹、张栻岳麓会讲的内容，当时没有留下具体记载。王懋竑作《朱子年谱》称其已不可考。但是，详细考查他们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言论可知，他们讨论了包括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察识持养说等问题，广泛涉及理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的许多重要问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肖永明认为，“会讲”是书院独具的一种教学形式。随着书院的发展、完善，会讲很快成为书院所特有的一种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形式，在学术史上、教育史上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书院的蓬勃发展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朱张所开创的“会讲”形式，成为不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的典范，对于南宋学术的繁荣、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到明代，“会讲”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讲会”形式，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传播推动很大。很多学者立书院、联讲会，参加人数动辄上千，促进了学术的平民化。自宋代以后，尤其是明代，出现了明显的“学术下移”趋势，这与会讲、讲会形式的盛行有着很大关系。

此次会讲使得岳麓书院声名大振。此后，湖南各地及周边省份都有大批士子前来岳麓，求学问道、研经穷理，甚至有的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感叹：“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可以说，“朱张会讲”提升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扩大了湖湘学派影响，使岳麓书院成为声闻遐迩的理学传习基地。

古今融合：将传统文化注入“教育强国”

由于书院教育自身的局限和社会的飞速发展，1903年，书院作为一种教育体制宣告结束。在此之前，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已经加入教育改革的行列，并与蒋德均等人共同推动了时务学堂的筹办。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熊希龄任提调，谭嗣同任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讲授康有为“素王改制”理论，传播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现代科学技术。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

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杨昌济、徐特立到校任教，办学仍以《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为学规，以“忠孝廉节”为校训，讲授《湖南理学渊源录》《湖南先正小录》，训导学生勿忘国耻，书《最近国耻史纲》于讲堂屏壁。

1917年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校倡导务实、践履的文化传统，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1926年湖南工专、商专、法专合并，成立省立湖南大学，原岳麓书院校舍变为湖南大学第一院。校长胡庶华以“忠孝廉节、整齐严肃”八字为校训，同时作校歌，“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用岳麓书院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培养学生，办学质量为当时各省立大学之冠。

1937年国民政府在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升省立湖南大学为国立湖南大学。1949年8月湖南解放。1950年毛泽东主席应李达校长的请求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今天的湖南大学是隶属于教育部的综合性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学科门类齐全，为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

古树参天、清风徐来。推开半掩的门扉，如今，岳麓书院的学生们仍在这座古朴的庭院中穿行、求学。千年传统文化、古代书院教育精神如何与现代教育深度融合，是湖南大学一直以来不断求索的课题。

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成为湖南大学传承书院精神的重要切入点。肖永明介绍，岳麓书院从2009年开始招收历史学专业本科生，每个学生都有一位学业导师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有学术探讨，有情感交流，亦师亦友，朝夕相处，谈学论道，切磋砥砺——传统书院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在今日的岳麓书院重焕活力。

“交流密切、感情笃厚的师生关系是书院精神的核心。导师以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来影响和感染学生，引导学生进步和成长，这正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精髓之一。”肖永明说，以师生密切互动为核心的“本科生导师制”，正在以课程为中心，把现代大学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书院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师不仅仅在学业方面对学生加以指点，而且要在学生价值观念形成与人格养成的过程中，在为学进德、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方面给予学生以引导。”多位受访的岳麓书院教师说，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既有对古代书院教育传统的继承，对书院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的借鉴，也立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传统的书院教育追求“求学”与“求道”的统一，融德行与学问为一体，关注知识的传授，更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现在，入学礼、拜师礼、谢师礼和祭祀典礼，岳麓书院师生共同参与的礼仪教育也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在岳麓书院讲堂右侧的一方石壁上，镌刻着《岳麓书院学规》，其中“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讲述了当年学院的讲学课目及内容。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革新。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朱汉民介绍，岳麓书院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并面向湖南大学全校开设“国学经典导读”，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教育通识课程中，受到学生广泛欢迎。

在湖南大学校园里，课堂里总是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年近七旬的经学史专家姜广辉教授把《易经》讲得出神入化；年轻帅气的陈岘博士在《春秋》研读课程中将现实社会和古代社会种种生活场景进行对比，生动而易懂；下课后，同学们围上来一起探讨交流，久久不散……

用“互联网+国学”的现代形式，推动海内外华人共同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今的岳麓书院正迸发出更旺盛的活力——每年有约100名海内外著名学者登坛讲授中外学术思想与文化，国学网络直播讲座点击量近2000万人次……

“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元格局下的国与国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世界，如何在这一格局中和谐地共存，将进一步考验人类的智慧。”肖永明说，抚今追昔，“朱张会讲”的盛况虽已一去不复返，但其本身所彰显出来的文明对话、文明交流、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模式、主张及理念却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而且也将为在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保持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促使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贡献一己作用，提供历史的借鉴。

“我们希望在以传统文化滋养‘湖大’莘莘学子精神生命的同时，努力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全社会，为民族文化复兴、教育强国做出‘千年学府’应有的贡献。”肖永明说。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纵观中国文化史，岳麓书院树人无数、兴盛千载，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湘文化的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承载了知识分子在国运艰难、命途多舛的历史机遇中的一种担当，新时代下，“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还将以持续不断的韧性，如湘江浩瀚在神州大地回荡、激扬。

（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本报记者谢樱 文中岳麓书院史实部分内容由书院多位研究者的成果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