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卿之后，打击学术不端何时能走向必然

11月中旬，一份名为《实名举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张丝萌学术造假》的举报材料在网络上热传。整份举报材料总计达123页，而且内容详实、体例严谨、用词专业、图文并茂，显示出举报材料的作者与被举报人曾交往密切。

据报道举报材料系天津大学前教授张裕卿2016年退学学生吕某所写。考虑到举报会对涉事同学造成影响，举报人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公开，因此直到最近才走入公众视野。

11月19日，天津大学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张裕卿教授存在学术不端，已被解除了聘用合同。

近年来，受学术丑闻频发的影响，大学的形象变得不再那么神圣。在以往的案例中，学生举报老师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毕业受刁难的问题，其次就是经济原因产生的冲突。

从动机上讲，吕同学是一个“异类”，其退学主要是出于被逼学术造假的不满，而举报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因为对张裕卿学术造假的义愤。可以说目前研究生和导师公之于众的矛盾中，这样的案例非常非常少见，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知乎上还流传着一个截图，内容是当事人吕某称已与导师达成和解，举报材料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如果这个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整件事将显得更加黑色幽默。

今天的学术造假与过去的官员腐败一样，往往要靠这样非常偶然的事件才能暴露出来。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我们有了独立的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各项反腐败制度正在卓有成效地发挥着作用。同样地，打击学术不端也必须告别这种撞大运的偶然性，最终走向规范化的必然。

打击学术不端 到底难在哪里？

为什么打击学术造假始终不够规范，这与学术生活的专业性是分不开的。即使是普通老百姓，通过口耳相传的酒桌闲聊和丰富的典章故事，也能很清晰地分辨出官员腐败的方式和行为。

限制普通群众监督官员的主要因素是两者的生活空间没有交集，但当腐败官员的“白手套”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时，大多数受害群众能敏感地意识到这其中有勾兑和交易。

但学术不端的界定，需要有非常直接的科研经验，这往往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哪怕是代表普通人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威媒体，在这方面也会犯很低级的错误。例如2018年贺健奎团队传出成功基因编辑婴儿时，很多权威媒体在第一时间选择祝贺和正面报道，却未能敏感地察觉到其中的伦理问题。

事实上，先发现学术不端的，往往是“小同行”。甚至有时间连“小同行”都没法直接确定，往往要先通过询问和考察，再通过艰苦的智力活动确定真假。

哈佛前心理学教授马克·豪瑟早在1995年就在论文中宣称有一种小猴子可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显然这样的猴子如果存在，将极大地降低部分心理学研究的成本，并大大推动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论文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豪瑟的造假并没有人发现。因为当时同时懂心理学并对各种灵长类动物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也就是科研工作者称为“小同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纸毕竟包不住火，最终还是有“小同行”对豪瑟的研究产生了怀疑，但出于谨慎，他们首先向他索要了实验的录像。不出意料，寄来的录像片段毫无说服力。同样是出于谨慎，同行给出了一份标准，具体地说明了讨要的是哪一部分的录像内容，豪瑟只好推说关键部分的试验录像已经被盗了。经过反复试探和考察，“小同行”们终于向哈佛大学举报了豪瑟，最终豪瑟被哈佛要求离职。

既然“小同行”比普通群众具备这种知识上的优势，同时“小同行”又在学术上构成竞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积极地出面打击学术不端呢？

让我们先从造假者关系最近的“小同行”——学生和合作学者讲起。前面提到，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语境内，研究生的责任和义务其实是很不清晰的，同时研究生的就业导向被过度地强调，而学术的责任和要求长期被淡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学生不知道求学意味的学术责任，对什么是学术不端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也不能全怪研究生和老师，在我国，这个问题长期就处于不完全清楚的状态。

2014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钱思进(钱三强之子)举报自己的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学术造假。钱思进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示：“我没有私心，之所以一直打假，就是想最终获得川大、北大或者教育部其他机构一个说法，到底什么样算抄，什么不算抄，给广大学生给教育界做一个标杆,没有为了个人恩怨”。

既然连钱三强之子、北大教授都认为当时学术不端没有权威的标准，那么普通研究生搞不清楚状况就更加正常了。在很长时间内，对学术不端采取的是底线认定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发现大面积发现粘贴复制等情况，就认为论文的真实性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学术不端的行为有了明确的界定呢？2019年7月，《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以行业标准的形式正式实施，从此学术不端行为有了正式的黑名单，打击学术不端从此有标准可以依托。

在此之前，论文的合作学者和受教授们指导的同学对于什么是学术不端，其实存在认知上的重大盲区。很多今天被认为是学术不端的行为，在当时都被普遍视为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例如送文章当彩礼和嫁妆，还被视为学术婚姻的美谈。又或者是发表在《冰川冻土》里那篇称赞“师娘的优美感”的文章，当时可能也被视为是师生情的正常表达。

有了认定标准，并不代表着合作学者和受指导的同学就会积极揭发学术不端。因为研究等于职业，读书为了就业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场。前面提到，师生矛盾多数由经济冲突和毕业要求引发，这些也是舆论同情的主要因素。学术不端则很少成为引爆点，得到的关注也很少。

而学术造假对于合作学者和受指导的学生而言，对于他们短期内的职业生涯和求职而言，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换句话说，有时造假成为了老师和学生默契的选择。张裕卿事件之后，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顾肃写文谈及了这个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导师私下里问学生，你的论文抄了几篇文章？如果抄三四篇以上，那就可以通过”。如果我们把顾肃的文章反过来看，那就是没有几个同学对鼓励自己抄袭的老师提出了质疑。

正因为如此，虽然在当年汉芯的造假事件和贺健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不可能没有一个参与者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却没有人站出来在事前监督和揭发。

这些事件中，参与者究竟有什么顾虑呢？这就要提到造假人所在的学术组织对学术造假的态度了。最近马保国的一段视频造成了轰动效应，大有成为全民共同娱乐对象的势头，并诞生了“按传统功夫点到为止”、“好自为之”、“不讲武德”、“这好么？这不好”、“我这个69岁老同志”、“不要搞窝里斗”等名言。

马保国的视频为什么这么火？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再看马保国的视频，就更能体会这一点，这位老同志用于辩解的理由，很能反应我们的文化特色。比如尊老敬老，又比如点到为止和“讲武德”背后的熟人文化。

正如《人民日报》11月28日所批评的那样，马保国“口口声声弘扬传统武术，实际上做的都是伤害传统武术的事”。但是在武术界，正是由于“不要搞窝里斗”和熟人文化的影响，在事发之前愿意直言马保国是假大师的人并不多。

在学术领域，也有类似的文化，阻碍了学术同行之间的互相监督，这就是单位和个人的高度绑定。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各学术单位会把个人与本单位的利益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总之就是，能捂就捂，能盖就盖。与此对照的是，国内的媒体也特别喜欢强调造假者的单位归属，这点和韩国学术圈特别地像。

而欧美的学术机构对此就要洒脱一些，聘请学者成为终身教授是大学的加分项，纠举自己聘请的学者也是大学的加分项，都是好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和我们文化比较相似的日本，也不会有相同顾虑。

2014年，小保方晴子卷入造假丑闻。之前，小保方晴子被日本媒体追捧为首位日本女性诺贝尔奖得主的有力人选。日本首相和政府也把她作为日本女性追求独立的象征，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宣称：“我们要打造这样一个环境，让更多的年轻男女从事科学研究，令我们可以获得第二个、第三个小保方。”

可以想见小保方造假事件的追查将会是多么敏感，尤其是追查中小保方晴子的导师，也是世界级的组织工程学权威，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笹井芳树选择自杀，更为事件的追查增添了阴影。

但日本理研和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没有受“不要搞窝里斗”、“讲武德”等因素的影响。经过长时间但坚定的调查，还是认定小保方论文造假，笹井芳树负有重大责任，小保方晴子在取消造假论文后，不具备获得博士学位资格等等结论。在整个事件中，理研的调查非常主动，甚至要比外部监督力量还快的澄清了相关事实。

在这次事件的举报材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内容：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高产的实验室，张裕卿的课题组几乎没有预约过一些基础试验。而发表的论文却有大量来自这些试验的数据。

换句话说，对于张裕卿的学术造假，如果天津大学在之前敢于自查自纠，那么整个问题甚至不会存在，至少不会这么严重。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学很少真正自查自纠。面对小同行的怀疑和举报，甚至采取压制的态度。

这就使得学术造假问题根本没有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可能性，不是悄无声息，就是震惊全国。这种状态就更加使得各个研究单位，对惩治本单位研究人员的学术不端投鼠忌器。哪怕学术失信人员在本单位内已经声名狼藉，还是倾向于捂盖子。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可以想见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