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村“发现者”：爬山5小时才找到，沿途熊和野猪出没|下山之后

四年前，腾讯新闻联合新京报，首次推出“悬崖村”系列报道之后，悬崖村经历了一次“光速进化”。同时，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在腾讯公益平台，多次发起“帮悬崖村孩子出大山”等公益募捐，帮助许多孩子实现了梦想。 四年后，腾讯新闻、腾讯公益联合新京报，推出99公益日系列脱贫报道《下山之后》，对悬崖村进行回访。悬崖村的“发现者”，新京报记者陈杰，将通过这篇手记，讲述四年九访悬崖村的全过程。

2016年，陈杰在悬崖村采访，汗水浸出的盐分，吸引了过路的山羊。

第一次听说“悬崖村”的故事，是在2016年初，我和新京报首席记者刘旻，地质学家杨勇先生到澜沧江源头冰川考察时，由杨勇先生讲述。

杨勇没去过悬崖村，他也是从熟识的朋友，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的政府官员听说。他们想改变现状，但苦于昭觉县整体极度贫困，有心无力。

杨勇希望通过媒体介入，借助外界力量，或多或少改变一下当地的困境。

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实地探访悬崖村。

2016年，俯瞰古里拉达大峡谷。

昭觉县地处四川大凉山的腹地，在1952年成为凉山州州府前，这里在四川西南地区中，处于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

2016年5月12日中午，我们到达昭觉县支尔莫乡政府，这里位于“悬崖村”之上，但有公路可以通达。

我们见到了曾进出悬崖村100多次，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的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皮几体。

当天下午，在时任昭觉县委办公室秘书吉克劲松，和阿皮几体等人带领下，我们踏上此次考察之路。

2016年，杨勇（右一）和阿皮几体在古里拉达大峡谷顶部介绍周边环境。

第一次去悬崖村，我们没有走天梯，而是选了一条比天梯更难的路。

这条路以海拔2400多米的布色列落村为起点，下行至约海拔1500米，就是目的地阿土列尔悬崖村。

这条路废弃多年，已被村民封闭。沿途全是悬崖峭壁，蛇多，猴子多，猴子还会用石头袭击人，偶尔有熊和野猪出没。

2016年5月12日，我们从布色列落村一条废弃的山路开始前往悬崖村。

村民建议我们不要走这条路，但杨勇决定试一下。 经过5个半小时路程后，我们顺着山褶下到悬崖村。

沿途险象环生：七八十度的坡度、杂草灌木丛生、一边贴着山壁，一边是深谷沟壑，最窄的地方甚至双脚都不能并拢，脚下潮湿的腐叶、碎石常让人滑倒。

刘旻和杨勇，以及协作我们的村民，紧贴着悬崖边休息。

阿皮书记提前通知阿土列尔村的年轻人，在半途接应我们，整顿休息，喝水吃烤鸡。

休息点的那处山窝，几年前还有村人住，因为受不了猴子、野猪骚扰，村民已全部搬到山下平台上。

我看见四五只土黄色的大猴子，在崖壁和树顶飞跃，似乎想对我们动手。

途中，悬崖村村民把带来的鸡烤熟，作为我们的午餐。

到达阿土列尔村，天已经黑透了。

全村老少都来看我们，听说我们是从布色列落村下来的，他们也觉得惊异。

晚餐摆流水席，杀鸡宰羊，玉米面、酸菜汤……宾客、同村人、村组长席地而坐，一起吃饭。

直到凌晨，村民才依依不舍地散去，我们在牛圈的平台上展开睡袋，在繁星下入睡。

小组长俄地长江家中，村里老少挤满屋子，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惊异又高兴。

白天无人机升空，我们看见，整个村寨依山而建，村口有从山上震落下来的巨石，成了村子的天然屏障。

村民的饮用水来自山上溪水，用管道接进水缸。

悬崖村，阿土勒尔村勒尔组。

在和村民聊天中我们得知，村里还有18个孩子在山下的勒尔小学读书，每月由家长和村干部接送两次。5月14日，正好是孩子放学的日子。

早上7点，我们随家长下山接孩子。村民陈古吉有5个孩子在山下读书，每次接送他都会在。

他当年36岁，身材消瘦，五官轮廓分明，走在天梯上如履平地。

他见我走得困难，伸手帮我拿过无人机和背包，说，“陈哥，手搭我肩膀上，没事”。

陈古吉接到儿子陈木黑和四个女儿。

为了安全，他给陈木黑系上了背包带。

陈古吉教了我一些爬山技巧，比如不要踩有碎石的斜坡，每步确定踏实了，再往前走，手要抓牢藤条、钢索或牢固的崖石……

村里通向外界，需要攀爬17条藤梯，其中几乎垂直的藤梯约100米。没有藤梯的崖壁路，更是危险。

走到危险路段，陈古吉提着背包绳，协助陈木黑通过。

陈古吉教我的，都是前人血的教训——这些年进村路上摔死的人，他记得的有七八个，摔伤、遇险的数不胜数。

到达山底，勒尔小学的吉克校长，已领着孩子们到了交接地点。

路途上没有安全的休息点，孩子们坐在藤梯上歇脚。

孩子们大部分穿凉鞋，还有拖鞋，非常不适合攀爬这样的路。

我问，怎么不穿好点的鞋。他们腼腆地说，只有这样的鞋子，已经穿习惯了。

一个男孩告诉我，一次，他看见前面的同学摔了，幸好被藤条挡住，才没掉下悬崖，他害怕了很一阵子。

孩子们爬山时，很多是穿着凉鞋，甚至拖鞋。

我无人机起飞，拍下了孩子们攀爬的画面。

画面中，他们小小的身体，在位于绝壁的天梯上慢慢移动，令人心惊。

现场的见闻震撼了我，内心一次次被猛烈撞击。我希望，通过镜头向外界的讲述，最终能带来改变。

悬崖村勒尔社15个在山下小学读书的孩子，和接他们上山的家长。

2016年5月24日，《新京报》和腾讯新闻联合推出图文报道《悬崖上的村庄》，首次将悬崖村带到公众面前。

峭壁上攀爬的孩子、用背包带提着儿子的陈古吉、奋力向上的女孩陈惹作……成为悬崖村标志性画面，尤其是陈古吉一家，为读者所熟知。

2016年5月14日，悬崖村放学的孩子攀爬藤梯回家。

报道发出当天，四川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始着手解决悬崖村的出行安全等问题。

昭觉县领导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开展工作。

凉山州也成立了工作组。凉山州州委书记林书成表示，要先施工一条钢筋结构梯道，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问题，接下来组织论证彻底解决方案。

从左到右分别是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特土社、勒尔社，哈甘乡瓦伍村瓦伍社。

2016年5月底，我重返悬崖村，之后一周里，先后发出了5篇图文报道，全面阐释了悬崖村的贫困现状、贫困根源、落后的教育条件等。

2016年6月1日，悬崖村勒尔社的吉巴阿里和弟弟妹妹，他们没有儿童节。

在此期间，刘旻发出了一篇万字的悬崖村及周边地理的考察调查，对杨勇先生的考察结果进行了充分解释，传递了悬崖村，乃至昭觉县及周边未来发展的自然资源优势。

同时，国内其它媒体也纷纷探访悬崖村，一时间，悬崖村被置于聚光灯下。

2016年11月，瓦伍社的幼教点，幼儿园老师陈龙在一间年久的土坯房内给孩子们上课。

这一系列报道，的确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舆论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寻找路径帮助村民。

更可贵的是，面对压力，地方政府本着科学的态度，没有急于应付而盲目决策。

为避免孩子们爬藤梯发生危险，当地政府出资将阿土勒尔村及周边其他悬崖村的孩子们，全部纳入全日制寄宿，等到钢梯修好，确保行路安全了，再让孩子回家。

2020年4月28日，俯瞰新建的勒尔小学。该校学生过去不到200名，现已达到500多名。

2016年7月，凉山州、昭觉县两级政府筹措100万元资金，决定把悬崖村年久危险的藤梯，改造成更加坚固和安全的钢梯。

因为地势太过险峻，当地政府四处求援，国内根本没有建筑公司愿意接手。

干部们决定发动村民自建，并邀请云南省相关领域的专家作技术指导，村里几乎每一家都出人出力积极响应。

2019年8月，因雨季对上山道路造成损坏，瓦伍社村民自发参与修复。

2016年11月，钢梯竣工后，悬崖村迎来多年来第一个嫁入悬崖村的女孩。

孩子们可以攀爬稳定和安全的钢梯回家，大量游客也涌入悬崖村，过去几乎无外人涉足的悬崖村，顿时喧闹起来。村民做起了农家乐生意，过去不易下山的土特产，在家里就被游客买走了。

2016年11月，勒尔拉则成为钢梯修成后，“悬崖村”迎来的第一位新娘。

2017年7月，悬崖村钢梯通畅后，村里接上了国家电网，光纤把4G信号接到每户人家。村民用上了电饭煲、洗衣机、电冰箱，还会使用互联网与电商合作销售土特产。

凉山州围绕悬崖村为圆点，向周边辐射的旅游项目规划和实施，也全面展开。

2016年5月12日晚上，村民坐在玉米秆上搜寻微弱的手机信号。

因为被多次报道，陈古吉成为悬崖村的“网红村民”，很多到悬崖村的游客，慕名前来拜访。

借助微信平台，陈古吉把自己收割的野生蜂蜜，种植的花椒、核桃，销售一空。

短短一年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脱贫。之后，陈古吉联合村里其他养蜂蜜的村民，从自己渠道进行销售。

2016年6月，9岁的某色日果和77岁的奶奶石扎阿玛。

凉山州副州长，昭觉县委书记子克拉格表示，四川脱贫看凉山，凉山脱贫看昭觉，昭觉脱贫看悬崖村。也就是说，悬崖村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样板，要达到更高标准。

2016年6月，悬崖村勒尔社的村民比洛和孩子们在一起。

2019年，悬崖村84户精准扶贫户被纳入易地搬迁。

2020年5月12日到14日，悬崖村首次被报道后第4年，大部分村民易地搬迁到了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

子克拉格说，“悬崖村彝族同胞，实现了4年里跨越千年的目标”。

2020年5月，三个悬崖村大部分村民搬迁到昭觉县城的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

搬迁下山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一些经营农家乐的青壮年留在了山上，投入了乡里实施的旅游项目开发。

陈古吉也得到了村里和乡里的支持，他准备把已成为危房的家推倒，建成可以接待游客的农家乐，要配套水冲厕所、淋浴间。

2020年5月，悬崖村勒尔社的某色达体一家告别悬崖村，搬到昭觉县城。

4年来，在持续报道阿土勒尔村同时，我也把镜头对准了阿土勒尔村周边，与其类似的“悬崖村”，在这些区域先后做了5次报道，把这些村落面临的困境带入公众视野。

2016年11月，瓦伍村瓦伍社出行，同样是走藤梯路和悬崖路。

2019年8月，我们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了对46个贫困学生的资助行动，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2019年8月，瓦伍社村民自发维修钢梯，阿勒五达扛着两根6米长重80斤的钢管。

2017年起，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妻子刘旻，展开了对国内典型贫困地区的调研。

我们先后到贵州毕节、甘肃定西、云南曲靖、新疆南部等地，走访了数十个村落，对其中一些典型的村落进行系统调研和长期追踪。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次次联合腾讯新闻和腾讯公益，引入项目，汇聚公益的力量，推动问题改变。

例如2019年，我们4次进入贵州毕节市威宁县“溜索村”，在报道孩子们上学难的同时，联合腾讯新闻发起80万助学项目，解决了孩子们进城就学期间的生活成本。

溜索村的孩子曾经的出行场景。

2020年，我们贵州威宁县、云南会泽县，推出脱贫攻坚系列报道，联合腾讯新闻和腾讯公益，引入了助学、帮困的公益项目，为当地居民争取到了福利。

以上，都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

悬崖村改变的每一步，有媒体的报道，发现需求和问题，也有政府、村民、网友、公益力量的积极参与，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一点一点攻克难题。

因此，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些年做的大部分，涉及贫困和环境问题的调查报道，应归结为“建设性新闻报道”。

他认为，建设性新闻报道，突破了原本媒体追求的冲突性框架，强调媒体的参与性和社会责任。它主张媒体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

它的核心理念包括：问题解决导向、面向未来的视野、包容与多元、赋权、提供语境、协同创新。建设性新闻通过报道为民众赋权，通过广泛的采访了解民意，并通过他们与官方、精英的对话和互动，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

2017年10月，我再次来到悬崖村，此时钢梯已进行完善，覆盖了所有危险路段。

这样的观点，和我们的初衷不谋而合。

我们报道的目的，也是想邀请那些高高在上的目光，垂目低视，看一看一些不为人知的微小，和我们一起，在那些被忽略的地方走一走，触及自己久违的痛点，看见人心的力量。

我们坚信，这个世界会更好的。

第3817期

摄影&撰文 | 陈杰

设计 | 杜小娟 编辑 | 匡匡 夏天

联合出品 | 腾讯公益 腾讯新闻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