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巨头“垄断”9成市场“联合贷款”规模惊动监管

三大巨头“垄断”9成市场“联合贷款”规模惊动监管

本报记者/李晖/北京报道

随着“巨兽”蚂蚁集团IPO鸣枪，作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Big Tech（具有技术优势和渠道优势的大型科技公司）之一，其万亿估值之下“爆款”业务再被推到聚光灯之下。

近期，央行针对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规模进行排查摸底，其中特别要求银行将与蚂蚁花呗、蚂蚁借呗的联合贷款单列，一度引发市场猜测。

发轫自微众银行微粒贷的互联网联合贷款模式近年来渐成潮流，此后得益于花呗、借呗的助推，成为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的现象级产品。这项业务不仅与Big Tech的业务底座和盈利模式高度相关，其快速激增的规模和可能潜藏的风险也不断挑动着监管神经。

一些争论和猜测再起，显示出市场和监管对科技巨头的复杂态度——在促创新和控风险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对Big Tech而言，丰满的科技理想之下，金融业务的“现实”挑战亦无法回避。

联合贷款规模未知

根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获得的央行调查统计司下发的《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上述摸底调查对象包括银行和农信社，统计日期包括截至2018年12月、2019年6月、2019年12月，以及2020年1~6月这9个时间节点，报送项目包括贷款余额、加权平均利率、不良率等，其中特别将与“蚂蚁花呗”“蚂蚁借呗”合作的相关数据单列。

一位股份行人士告诉记者：在蚂蚁集团、微众银行的联合贷款中，银行出资比例较大，但普遍不掌握借款人的真实用途，监管或通过摸底规模提前防范系统性风险。据其了解，疫情期间，小银行联合贷款类的逾期率“确实在变高”。

也有金融科技公司负责人认为，由于此前《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已为此类业务的大方向作出利好定调，摸底可能涉及后续“联合贷款”的一些落实细节。此外，单列蚂蚁花呗和借呗，一定程度显示其业务体量大，具有极大行业代表性。

根据上述《通知》定义，线上联合消费贷款，是指金融机构经由互联网获取合作机构推送的客户信息，并与其他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比例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

市场对联合贷款的关注，在于其对利润立竿见影的贡献，以及快速扩大的余额规模。

据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今年3月在浙江省金融工作座谈会上披露的数据，2019年蚂蚁金服全年累计服务小微客户1656万户，同比增长80%；累计发放贷款1.7万亿元，同比增长72%。

2020年6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上海高级金融研究院的线上会议上曾透露：蚂蚁金服的100亿元利润中，45亿元利润来自重庆两个小贷公司（记者注：指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庆市蚂蚁商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分别是花呗、借呗的展业载体）。不过上述发放贷款数据的口径和利润数据均未得到蚂蚁集团方面确认。

而根据微众银行2019年财报，其当年净利润达到39.6亿元，微粒贷累计放款额超过3.7万亿元。

事实上，联合贷款始于微众银行的微粒贷，但花呗、借呗“后来居上”，并引发流量巨头趋之若鹜。按照《财新》杂志去年11月报道中来自“权威人士”的数据，彼时联合贷款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其中蚂蚁金服占比到一半以上，约万亿元；微众银行2500亿元，平安普惠3000亿~4000亿元，三家合计占到这一市场的9成。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从此次央行集中摸底联合贷款市场看，其对涉及花呗、借呗为代表的联合贷款余额可能还未准确掌握。

究其原因，作为花呗、借呗展业载体的两家重庆小贷公司，并未纳入一行三会的管辖范围，而是受地方金融机构监管，规模体量和其受到的监管层级并不适配。近年来，花呗、借呗的相关数据也仅有小部分接入了央行征信系统。

“独立风控”难实质监管

监管对“联合贷款”的关注由来已久，一方面在于对信贷风险和多头借贷的警惕，另一方面则在于对银行独立风控能力退化的担忧。

事实上，和其他第二、第三梯队助贷机构相比，花呗、借呗乃至微粒贷的坏账率较低，在行业中极富竞争力，因此资产在金融机构中备受追捧。

一份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3月末，花呗与借呗的资产管理总规模超过1.3万亿元，其中花呗人均授信额度小于4000元、笔均约为900元，不良率小于1%。根据蚂蚁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去年10月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花呗和借呗的不良率均在1%~2%之间。而据微众银行2019年报数据，其逾期60天口径下的坏账率为1.24%。

这也导致其在联合贷款中有较强话语权。

信用算力CEO张建梁向记者透露，包括蚂蚁花呗、借呗和微粒贷，主要担负着获客和初轮筛选职能，此前出资比例最多达到过1：99，即科技巨头出资1%，银行机构出资99%。

“但科技巨头并非仅仅拿1%出资金额对应的利息，而会通过管理费方式收取一定比例的出资方利息收益，收取费用方式比例因机构而异。可以理解为金融机构赚了可以参与分成，亏了不担责，是无风险收益。机构愿意承担越多风险就能获得越多资产，这也是监管对联合贷款风险关注的原因。”他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网上流出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曾对联合贷款的贷款额度、出资比例作出过要求。但在今年5月落地的最终暂行办法中，还是采取了较为宽容的监管态度，并没有对跨区域贷款、联合贷款的业务规模、出资比例、分润模式等作出具体限制。

一位服务中小银行的深圳金融科技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蚂蚁集团、腾讯以及其他互联网巨头确实能给银行带来极大流量，快速帮助贷款规模起量。但这种风控输出普遍是一种“黑盒子”模式，底层数据、模型里用到的变量不完全开放给合作方，银行很难真正锻炼到风控能力，长久看还是必须靠“白盒子”方式的联合建模、深度进行知识交互，锻炼出银行自身的内功。

根据此前出炉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二条也针对银行风险模型管理作出了一系列要求。同盾科技副总裁、同盾咨询总经理余旭鑫认为，总结起来就是：首先要求银行把整个管理流程搭建起来。其次，对模型生命周期管理的各个环节，即模型的开发、测试、评审、检测、退出，提出各项具体要求。最后，强调记录，因为文档是银行内部检查和监管外部检查的基本依据。

虽然上述安排未来会逐步对银行互联网联合贷款的机制和流程产生影响，不过也有资深业内人士直言：这种风控层面如何保证“独立性”，实质监管起来非常难。

业务创新“双刃剑”

对联合贷款的忧虑，可视作监管对Big Tech复杂态度的折射——一方面，互联网生态效应和技术能力对市场需求有把握精准、解决高效，对金融机构带来的业务提升效果明显，另一方面，规模效应带来的风险倍增，市场资源的高度聚集也会带来垄断争议。

在2018年的一次公开论坛上，有央行官员指出：如果把金融科技应用于信贷市场，能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有助于提供金融业的效益和质量，同时促进普惠金融。但这些Fintech技术可能面临信用风险、系统性风险，还会带来新的信息安全的风险，以及此前没有面临过的监管套利风险，从而威胁金融稳定。

目前，支付宝全球用户超过12亿，微信WeChat的合并月活用户亦超过12亿。根据Wind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余额宝平台上出售的24家基金公司的29只货币基金总规模约为2.54万亿元。如果以移动支付市场为统计口径，支付宝和财付通合计市场份额超过90%。这是业务不断创新的结果，但也为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断直连”“上缴备付金利息”到“拆分余额宝”，再到如今的“联合贷款”、甚至仍在推进中的“二维码互联互通”，蚂蚁集团和腾讯的金融科技成长史，均伴随着与监管的“博弈”。

一位支付行业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合规前提下，蚂蚁集团和腾讯这类具有生态闭环的组织，通过业务创新，很容易找到“绕过”规则的方式，或者产生此前没有预计的结果。这种创新的初心未必是“博弈监管”，但产生的结果为监管提出了挑战。

仅以支付清算环节为例，“断直连”以来，出于对用户在“双11”等流量峰值节点对支付流畅度的要求，以及降低成本需要，双巨头均将信用付款、余额付款、“宝宝类”产品付款等方式被前置到付款选项前端，在升级用户体验和优化商家运营的同时，实质以“本代本”（原指本行处理本行银行卡交易，目前扩展到一家支付机构内部直连商户账户之间的交易）业务本质实现资金闭环，仍能间接绕过清算机构。“这项业务本是银行间的一项正常业务，但在互联网规模效应下，就可能会产生未可知的风险。”前述支付人士表示。

在去年11月的第八届支付清算论坛上，有接近监管人士向记者透露：这项业务的风险目前还处于观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