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内循环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

何帆 张春宇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带来致命打击，但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却没有预期中那么大，2020年3-6月中国出口规模基本与去年持平，二季度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是0.5%，大幅超过市场预期。出口超预期的背后是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在快速增加。部分原因是抗疫物资需求增加，目前只有中国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满足全球在这个方面突然增加的需求。部分原因是疫情导致部分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出现紊乱，有些新兴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中国顺势获得了相应的市场份额。

这种趋势显然无法持续。当前，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手段层出不穷，技术限制、市场准入壁垒等因素将持续困扰中国企业的全球经营。这些因素将限制中国继续参与全球大循环，继续深化全球生产的红利所剩无几。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初见成效，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国内红利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诱人，国际头部企业无不希望分享到中国巨大的市场红利。在此背景下，要中央提出了“双循环”的构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双循环”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热烈讨论。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强调内循环实际上是对过去对外开放的纠偏，很容易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

这首先是对闭关锁国的误解。闭关锁国强调的不是对内，而是排外。这种情况下消费和生产是分割的，市场的力量无从发挥，自然谈不上什么循环。最终的经济结果是政府部分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实行非市场化的强制性分配，既无公平也无效率。

这还是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在现代社会，一旦开放市场就很难再次回到封闭状态。开放的时间越长，市场的力量发挥就越显著，再次回到封闭的成本也就越高。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享受到了巨大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市场化程度虽然还有提升的空间，但要完全逆转几乎不可能。

双循环要解决两个关键矛盾，这两个矛盾是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副产物。其一，国内生产高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同时，却在关键环节和领域缺乏足够保障。未来在新的复杂外部环境下，生产效率与安全稳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内生产环节有很多短板要补。其二，中国崛起中产阶级越来越需要品质更高的产品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中国企业为满足外需已经积累起的强大生产能力却始终不能很好地服务国内的潜在需求。这不仅是国内消费者的损失，同时也是企业的损失。

因此，双循环并非是手段，而是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

事实上，中国企业部门正在主动出击，化解生产效率和安全稳定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会有安全稳定的担忧，核心是部分环节存在高度垄断，而高度垄断往往会带来超额利润。利润是企业行为的源动力。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与国际头部企业竞争的资本，在技术层面也有显著提升，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参与更上游更前沿的产品竞争。

近年来，在许多重要的上游行业，国产化替代的趋势非常明显，比如近年来石化行业的一体化装置在国内陆续投产，有效减缓了日本和韩国对部分原材料的供给垄断。华为的鸿蒙系统就是对安卓系统垄断地位的回应。我们对全球汽车供应链网络的分析表明，虽然中国依然缺少顶尖的跨国公司，但中国企业生产网络的国产化程度在最近5年内有明显提高。可以预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供应链本土化的进程还会继续，生产环节的国产化替代会越来越多。

相比于生产内部的矛盾，打通内循环的关键在于让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真正服务于国内庞大的消费潜力。这就要改变此前一直维系的外向型产业生态系统。外向型经济模式下的产业生态系统有三个典型特征：订单导向的市场开拓模式、以效率为核心的快速响应机制以及无品牌的高质量产品。这种产业生态系统更强调生产能力，所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等交通物流基础，也包括融资体系和招工模式等软环境，都是围绕如何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建设的。

这种环境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残酷，胜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往往具备非常优秀的生产组织能力。可一旦外需环境出现趋势性恶化，这类企业往往会面临无力可使的窘境，生产经营会面临巨大困难。而这种困难是这类企业从没遇到的，是企业能力维度中普遍缺失的环节，仅凭企业自身努力很难克服。同时，这又是众多国内企业共同面临的困难，一旦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就可以带来巨大的正外部性。

问题当前，政府早已躬身入局。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帮助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扮演渠道商的角色，试图建立起销售平台来解决当地支柱企业的市场开拓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福建省莆田市，为了解决当地制鞋企业对外需依赖过高、产业链利润偏低、品牌创新不足等问题，政府专门牵头成立为当地企业服务的供应链平台和技术研究平台。

市场当然不甘人后。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足以让每一个解决真问题的人都赚的盆满钵满。有些机构致力于让中国消费者找到并认识那些为国际品牌生产的中国企业，帮助消费者省去购买同样商品时附加的高额品牌溢价，例如网易严选、必要等平台。还有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如拼多多，则是直接联合地方政府和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平台优势，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市场，让企业更快更直接的接触到中国的消费者，了解他们的需求，让这些企业为中国消费者生产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究竟哪种模式更为有效尚不得知，但在打通内循环的大方向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都不可或缺。政府实际上并不需要真正为企业去做市场，而是把精力放在细节性改革，重点是改变过去为出口服务的种种监管和措施。例如，出口企业在银行获得的是美元授信，当出口企业转向国内时往往很难获得同样额度的人民币授信，原因就在于美元授信的抵押是信用证，而信用证背后的信用是国际企业或国际银行的信用。当中国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内时，所有类似的细节都是挡在中国企业眼前的薄纱，让中国企业看待国内市场时总感觉朦朦胧胧，捉摸不清。市场机构能做的当然更多，但如何真正从企业正常中分享到红利，还需要在激励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上做更多的尝试。

（作者何帆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春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