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会见印度外长：立即停止开枪挑衅等危险行为

当地时间2020年9月1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

中印防长、外长先后会面！80秒看：魏凤和、王毅表明中国态度（来源：视频综合）

王毅说，中印作为两个相邻大国，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但要把分歧放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关键是要坚持两国领导人关于中印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作为两个正在快速振兴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是互信而不是猜忌。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把大局稳固好，把互信维护好。中印关系现在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但只要双方牢牢把握住中印关系的正确方向，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王毅阐述了中方关于中印边境事态的严正立场，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开枪挑衅等违反承诺的危险行为，撤回所有越线人员和装备，尽快脱离接触，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中方支持双方边防部队加强现地对话，解决具体问题，也愿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同印方保持沟通，共同致力于恢复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苏杰生表示，印方不希望看到印中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印度的对华政策没有变化，相信中方也没有变化。印方始终认为，印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不必然以边界问题解决为前提，也不希望走过去的回头路。事实上，印中关系近些年来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印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对话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恢复并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经过全面、深入讨论后，双方达成针对当前局势的五点共识。

一、两国外长同意双方应遵循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关于发展中印关系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包括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

二、两国外长认为，边境地区当前形势不符合双方利益，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现地事态。

三、两国外长认为，双方应恪守现有边境事务协议和规定，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的行动。

四、双方同意继续通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保持沟通，继续开展中印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磋商。

五、两国外长同意，随着局势缓和，双方应加快完成新的建立互信措施，维护和增强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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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印度对外战略的三次调整

近期以来，印度对华政策呈现出明确的调整迹象：一是，对美国、日本更加亲近，不排除把印美关系上升到准同盟级别的可能性；二是，在边界争端中对中国更加强硬，积极实施一种“新前进政策”；三是，印度对华更加积极主动地打“台湾牌”。这些显著的政策变化，导致印度与中国以及一些邻国的关系激化，边境对峙、冲突乃至更加极端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这些调整背后，我们必须看到自从2014年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执政以来，印度对外政策已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2014年印人党上台以后发生的。

与国大党相比，印人党更加强调印度教特性、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一方面，印人党实施“大国战略”，努力实现印度的大国梦。为此，印度开始远离不结盟运动，把过去与各大国等距离的“多边平衡战略”，修改成“多向结盟”的新战略，试图与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不再顾忌这些大国间的利益纠葛。另一方面，在对华政策问题，印人党也更加积极主动。上台不久，印度官方就向中方提出，中国要像印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样，坚持“一个印度”原则。在“一个印度”原则之中，中国应接受印度对藏南的占领，应承认印度对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实控。在中国否定了印度的新要求以后，印度则开始不断在边界和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在“活力古吉拉特”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招商引资会议上，印度就邀请了台当局的一名现职高级官员出席。

在边界争端上，印度也异常“活跃”。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之前，中印曾发生大规模对峙。但当时是国大党执政，两国还可以在访问发生之前结束对峙。2014年印度故技重施，再次试图借重大外交活动的机会谋取实利。在中方拒绝以后，印度干脆把对峙进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印间首脑外交的氛围和成果。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印度曾一度认为这是印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契机。2017年的中印洞朗对峙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不仅是一次严重的边境争端事件，把中印关系拖入了新低，其实也是印度的一次战略试探。

第二次调整是印美关系发生挫折和反弹后发生的。

印度偏离传统的中立原则和不结盟政策以后，很快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美国虽然努力拉拢印度，但对印度的打压和防范并没有停止。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贸易战中，并没有给印度特殊待遇，让印度很伤面子。另一方面，印美快速走近，也让俄罗斯这一印度传统的战略伙伴不满，一度导致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有升温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从倒向美国重新向多边平衡的方向再调整。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进行了首次非正式对话。随后不久的6月份，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发言中，就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保持了距离，重申了印度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在这种政策氛围下，虽然中国与印度间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两国领导人仍然于2019年底进行第二次非正式对话。中印两国共同努力，以为中印关系寻找到一条新的沟通渠道。

第三次调整是在疫情和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印度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因素”就不断上升，并成为印度对外政策中的主导性因素。目前，疫情使得印度在国内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并有可能转化为执政党的政治压力。这导致印度政府有了借外交矛盾来缓和国内压力的政治动机。与此同时，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又使印度看到了一种新的“机会”。一方面，印度借机向美国及其盟国转移，不断深化与美日等国的关系，意在以战略选择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印度改变了传统的以“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原则的政策，代之为利用自己在地理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向中国施压的新政策，试图迫使中国让步。

为了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国内外资源进行重组，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对于大国来说，国家利益的复杂、多元和多样本质，也使得对相关的政策算计比较复杂。政策选择就是取舍之道，不存在没有成本的政策选择。从短期来看，中印之间的问题很多，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印度与其他国家一起打压中国的政策仿佛是合理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国家、邻国和大国的三重属性，并不会因为短期的政策选择而变化。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矛盾在一时是多么尖锐，邻居之间的关系就是要稳定下来，因为“邻居关系”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关系。如果要想发展好自己，中国和印度最好的选择仍然是竞争性合作关系。敌对甚至是直接冲突，不会让中印两国有任何收益，只会打乱两国的发展步调。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再调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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