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翻身的印度“贱民”，真的能当上总理？

“列国志”第二期之解码印度系列（3）腾讯新闻×凤凰周刊联合出品。作者|罗瑞垚、Prabhu M（发自印度班加罗尔） 编辑|漆菲

2014年的印度大选中，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下称印人党）获胜，莫迪一举登上了总理之位。这次选举改变了印度政治的风向，自此印度在“右转”的路上不断改写历史。但在当时，更吸引人的是莫迪本人“从卖茶小贩逆袭为总理”的故事。

竞选期间，莫迪自称出身于“其他落后阶层”，曾是一名“茶贩”。这为他在低种姓阶层中赢得了不少好感和选票，低种姓的逆袭故事也在印度国民社交应用WhatsApp上广为流传。

关于莫迪的“茶贩”身份，坊间有不同版本的传闻：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他曾在古吉拉特邦的瓦德纳加尔火车站帮父亲卖奶茶，印人党的宣传机构因此还去这里拍过宣传视频；另一说法里，他卖的是一种叫fafda的古吉拉特小吃，帮助的对象不是父亲，而是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某市场开店的叔叔；更有说法称，他曾在印度右翼政治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扫地和做饭。

这些故事传到了中文网络，让莫迪一度被视为低种姓逆袭的榜样。鲜为人知的是，莫迪的“低种姓”身份，引发过一场来势汹汹却不了了之的政坛“打假”。

莫迪在阿姆倍伽尔雕像前

被打造出来的“低种姓总理”

1950年，莫迪出生在古吉拉特邦北部一个叫沃德讷格尔（Vadnagar）的小镇，父母属于Mod Ganchi种姓。在当地，Ganchi属于历史上以商人为业的吠舍种姓，传统上以生产和卖油为生，属于高种姓的那部分约占30%的人口。

在2014年大选到来之前，莫迪从未打过种姓身份这张牌。莫迪的政治生涯起步于RSS。作为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大旗、旨在传承印度文化和印度教价值的RSS来说，种姓至关重要，一般只有能担任印度教神甫的高种姓才有资格领导它。正因此，高种姓出身也是RSS内可以平步青云的基本条件。

1985年，莫迪正式加入印人党，并于2001年执掌古吉拉特邦。就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莫迪的重心在于经济和宗教，“古吉拉特模式”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古吉拉特暴动”导致的数千名当地穆斯林死亡，让他毁誉参半。

尽管如此，执掌古吉拉特的经历却让莫迪成长为印人党冲击全国大选的最佳人选。他孑然一身，一心从政，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与当时饱受批评的国大党领衔者甘地家族腐败无能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此时，莫迪的“种姓牌”派上了用场。1999年，莫迪还未就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时任印人党邦政府将他所属的Mod Ganchi种姓加入到“其他落后阶层”（OBC）之列，并经同样由印人党执掌的中央政府审查通过。这样，莫迪才摇身一变成了“低种姓”。

在印度宪法中，OBC被描述为“社会和教育上落后的阶层”，多由首陀罗构成，各邦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按照统计，OBC占到印度人口的一半左右，是各政党争抢的选举票仓。作为落后阶层的OBC群体，传统上一般倾向于世俗主义的左翼党派，或由低种姓领导的地方政党。莫迪的“低种姓”身份，为印人党争取选票开了一个口子。

竞选期间，对手国大党对莫迪的“低种姓”身份提出质疑，提出他来自于古吉拉特邦一个富有的商人社区，Mod Ganchi的前缀Mod也是富有阶层才会被冠以的头衔，认为莫迪此时才拿自己的“低种姓”大做文章，是别有用心。

但这种指控在莫迪的“逆袭叙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竞选期间，莫迪甚至将印度“宪法之父”阿姆倍伽尔“拉”到了自己一边。他声称，左翼的国大党和印度共产党从未真正给予其应有的荣誉，在印人党的推动下，阿姆倍伽尔才在1990年被授予印度最高公民奖“印度国宝勋章”（Bharat Ratna）。

莫迪在阿姆倍伽尔雕像前

早在2002年，达利特权利活动家、政治学教授坎恰·伊莱亚（Kancha Ilaiah）就发出警告，如果国大党和共产党不能给OBC发展空间，莫迪将赢得他们的选票，而这会让他们失去真正的发声渠道。二十年后，他的预言不幸成为了现实。

对莫迪和印人党来说，种姓身份不过是政治博弈过程中的一个筹码。虽然竞选期间信誓旦旦，但获胜后，莫迪并没有为OBC和达利特群体谋求福利。这激怒了曾对他心怀希望的选民。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寻求正义和平等权利。但莫迪政府却逮捕了数名达利特民权活动家，这激发了达利特群体越加强烈的反对声。

“低种姓总理”的故事成为印度近代种姓政治的一个重要注脚。外部的冲击打压和内部的派系分裂让达利特平权运动进退维谷，两亿多达利特人仍在等待属于自己的“达利特人的命也是命”的时刻。

阿姆倍伽尔“后继无人”

作为达利特人平权运动的始祖，阿姆倍伽尔在印度独立后为达利特人的平等权利勾勒出了基本框架：在议会选举、教育和工作岗位中留有预留席位。令人惋惜的是，达利特平权运动开局即巅峰，自阿姆倍伽尔之后，再没有第二位领袖能像他一样，在最大程度上团结达利特人。

阿姆倍伽尔早在1930年成立了旨在反对婆罗门主义、废除种姓体系的政党“受压迫阶级联盟”（DCF），该党随后几经变迁，分别演化为独立劳工党（ILP，1936年）、表列种姓联盟（SCF，1942年）。1946年印度独立前的制宪议会选举中，SCF表现不尽如人意，但阿姆倍伽尔本人仍在穆斯林联盟的帮助下从孟加拉邦获选，进入制宪议会，并在次年当选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

由于和当时执政的国大党在统一民法典上存在分歧，阿姆倍伽尔于1951年辞职。统一民法典出台的举步维艰，再次印证了在宗教、种姓等多元利益格局下，实现统一的平等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的辞职，也预示着整个达利特政党在国家级政坛的退场。

1952年，阿姆倍伽尔在孟买北部参加了下院人民院选举，最终输给了他曾经的助手、国大党候选人纳拉扬·卡杰罗卡，仅获得上院联邦院的一个席位。1956年9月，阿姆倍伽尔宣布解散SCF并成立印度共和党（RPI），但未等该党正式成立，他却于当年年底逝世。

1957年10月，阿姆倍伽尔的儿子亚什万·阿姆倍伽尔（Yashwant Ambedkar）达成其遗愿，和其他追随者建立了印度共和党。这是达利特人的最后一次统一，也是其内部派系分裂的开始。

在亚什万时期，印度共和党一直与国大党结成联盟。秉持世俗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大党理念与之兼容，印度共和党也将其作为达利特政治的实现窗口。但从1970年代开始，印度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认为国大党并没有对消灭种姓制度做出努力，这导致它与国大党渐行渐远。此后，印度共和党逐渐沦为其他主流政党政治博弈中的票仓，很难进一步推动达利特人平等权利的实现。

1977年，亚什万·阿姆倍伽尔去世，时年23岁的普拉卡什·阿姆倍伽尔（Prakash Ambedkar）从父亲手中接过印度共和党的衣钵。但此时的印度共和党每况愈下——由于派系主义和领导层上的分歧，党内四分五裂，最多时有50多个团体。

这之后，时任联邦院议员的普拉卡什在1994年成立了“绝对多数联盟”（Bharipa Bahujan Mahasangh，下称BBM）。他相信达利特人和OBC等受压迫的阶层是印度社会的绝大多数，如果能团结在一起，可以撼动目前由高种姓把持的主流政治力量。

普拉卡什

这种“反种姓”策略一度略见成效。自1995年以来，BBM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方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吸收了一些非达利特政党，并连续两次在阿科拉市的大选中获胜，普拉卡什也在1998年到2004年间两次当选人民院议员。但此后，他未能再赢得选举。

组党25年后，阿姆倍伽尔家族的第三代传人普拉卡什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坦言，“团结低种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历史再次将他推上了达利特人政治运动的领导之位。

莫迪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后，达利特政治家为追求平权的抗议活动呈上升态势，普拉卡什意识到，达利特人缺少一位领导者。2018年1月，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佛教徒、达利特人、OBC和锡克教徒到浦那参加一场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受到印度教右翼人士的攻击，造成多人受伤，一名28岁的达利特青年死亡。

普拉卡什就此组织了全邦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让他再度成为达利特政治核心。他意识到，达利特的平权运动应当扩大视野，团结OBC、部落、穆斯林等所有边缘化的阶层。为此，他在2018年3月组建了新的政党Vanchit Bahujan Aghadi，意为“受压迫的多数阵线”。

普拉卡什在社会活动中

但好景不长，随着莫迪政府连续逮捕多名达利特活动家，普拉卡什组织的抗议活动未能继续扩大影响。虽然获得了100多个小型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支持，他仍在2019年的全国大选中黯然落败。

达利特政治女强人之沉浮

除了阿姆倍伽尔家族的领地马哈拉施特拉邦之外，达利特政治在北方邦、比哈尔邦、旁遮普邦和卡纳塔克邦等地区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上世纪80年代末，低种姓阶层对国大党的不满愈演愈烈，这为低种姓领导的地方政党提供了生存空间。1984年，阿姆倍伽尔家族领导的印度共和党正值强弩之末，前印度共和党成员坎西·拉姆在北方邦成立了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wadi Party，下称BSP），涵盖达利特人、表列部落、OBC及宗教少数派。

拉姆认同阿姆倍伽尔的看法，认为政治进步会让达利特人的境况改善，但他并不同意后者“消灭种姓”的观点，他认为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他更强调通过赋权来维护达利特人的权利。他希望，达利特人能为自己的种姓身份感到自豪。

拉姆指出，既然达利特人、OBC和少数族裔构成了印度人口的大部分，为什么应该由婆罗门这样的上等种姓来统治国家？他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有投票权，但你们永远是统治者——这行不通！”这为BSP赢得了北部和中部印地语地区低种姓群体的支持。

北方邦的政治女强人马亚瓦蒂（Kumari Mayawati）正是在这一土壤上诞生。马亚瓦蒂1956年出生于新德里的一个达利特家庭，1983年从德里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拉姆将她纳入麾下。1995年，BSP与印度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结盟，马亚瓦蒂借此登上北方邦首席部长之位。当时女性力量在印度政坛崛起，但她是第一位登上该位的达利特女性。此后她三度担任首席部长，成为达利特人政治进阶的火炬手。

在早期，马亚瓦蒂通过与印人党结盟而掌权。但在2003年，她与印人党产生分歧，任期仅过一年便辞了职。之后印人党虽然在北方邦的势力扩大，但她依然在2007年的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就任首席部长至2012年3月。

执掌两亿人口的北方邦十余年，马亚瓦蒂功过并存。她在政府治理和治安方面的成绩广受赞誉，其任职期间，北方邦发生的骚乱、强奸案件数量大幅减少，GDP增长达到17%。她被数以百万计的达利特人视为偶像，被称为Behen-ji（姐姐）。

马亚瓦蒂

但经验不足也让马亚瓦蒂饱受争议。第一次担任首席部长时，她还不到40岁，甚至没有担任过邦级部长的职位。此外，她的政治生涯始终伴随着“投机主义和腐败”的批评。历任选举中，她多次与竞争对手结盟，被认为未能忠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担任首席部长时，她大举兴建党派标志雕像和达利特纪念馆，花费近500亿卢比。

印人党曾就此事对马亚瓦蒂进行猛烈抨击，并质疑她任人唯亲，意图让自己的弟弟和侄子接掌BSP。但印人党自己别无二致——莫迪在世界最高（182米）的团结雕像上花费了近300亿卢比，且政治世袭制也广泛存在。

作为BSP创建者的拉姆反击过有关“投机主义”的批评。据《北印度达利特人的崛起：北方邦》一书记载，拉姆曾说，“如果婆罗门可以利用这种投机主义扩大影响力，那么达利特人利用投机主义来赋权自己也没有错。 ”

“当一个高种姓的人或政客积累了财富时，人们几乎不会谈论它。但是，当达利特领导人的收入迅速增长时，他们总是指责他们腐败，并称他们为投机主义。”普拉卡什也认为，这显然是“双重标准”，“平等不应该被简单量化，而应该根据个人行为来衡量”。

2007年第四次当选北方邦首席部长时，马亚瓦蒂获得50%以上的席位。彼时，另一人口大邦西孟加拉邦、南部最重要的泰米尔纳德邦也由女性领导的反对党执政。一时之间，由这三位女性联合其他地方反对党来对抗印人党的“第三阵线”（Third Front）被寄予厚望，马亚瓦蒂甚至被认为有望成为继英迪拉·甘地后的第二位女总理。但这番愿景最终未能实现，由于饱受腐败批评，她在2012年的北方邦大选中落败，从此退出了主流政治视野。

“政治预留”是把双刃剑

地方种姓政治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宪法中为表列种姓预留的专属席位。在下院人民院543个席位中，有84个是为表列种姓预留的席位，各邦议会中也预留一定席位。

但作为阿姆倍伽尔家族和达利特平权运动的继承人，普拉卡什向《凤凰周刊》强调，政治预留制度不但未能撼动，反而进一步固化了种姓体系，应该被取消。普拉卡什的这一观点让他在达利特政治家中鹤立鸡群。

普拉卡什声称，如今的政治预留制度其实偏离了祖父设计它的初心。“外界误解了阿姆倍伽尔博士。他的确想在人民院和邦议会选举中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权利，但其实只设计了十年。”他解释说，“其目的是使达利特人和部落民众参与到选举中来，并帮助他们行使选举权。但他明确指出，这一期限不应超过10年。”不过，普拉卡什也补充说，工作和教育中的预留制度是一项基本权利，不应设置时限。

反对声认为，印度的达利特人仍然分散，因此政治预留制度很有必要。但普拉卡什指出，从预留选区获选的达利特政治家往往成为国大党和印人党的“傀儡”，“他们利用政治预留来获得席位，却无视达利特人的福利。从这些选区选出的候选人在政党或政府中都没有独立的声音。因此，结束该制度并不会对达利特人的福利产生多少影响”。

普拉卡什自豪地声称，作为一名达利特人，他从未在教育和政治中使用过预留席位，此前均是在普通选区竞选并赢得议会席位的。他认为，如果达利特人和部落人民团结起来，就可以迫使主流政党推进其公平社会权利的议程。但由于达利特人基层的变化不大，针对他们的暴行和歧视也从没有停止。主流政党通过打种姓牌来吸引达利特人的选票，这种权利的滥用也反过来使预留制度可有可无。

在他看来，达利特人只有在普通选区获胜，才有实力真正推进种姓平权的议程。在普通选区获胜本身，也意味着打破了种姓的阻碍。他也承认，目前没有政党有实力废除这一制度。印人党为了强化其统治，于2019年年底再度将政治预留制度延长了十年。与此同时，本就四分五裂的达利特政治家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也进一步被削弱。

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种族平权抗议席卷全球，在印度也激起了相关讨论。民权活动家们认为，这是一个挑战种姓叙事、撼动对达利特人几千年压迫的好时机。

因疫情封城期间，达利特人因其经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冲击，遭受的暴力攻击也呈上升态势。达利特平权运动的支持者于6月10日发起呼吁，强调“达利特人的命也很重要”，要求莫迪政府承认种姓歧视的现状。但两个月过去了，这项运动始终未能蔓延开来。

与美国相比，印度在语言和政治格局上更为多元，达利特人比例较高的邦被不同政党把持，政治凝聚力的缺失，让统一的社会运动沦为空想。普拉卡什承认，印度种姓平权运动在由高种姓群体所领导的政党的污名化策略下，逐渐褪色了。

印度独立73年来的18位总理中，至今没有一位达利特人。而政治预留的制度，似乎也并未改变达利特人在当下社会中的落后地位。面对质疑，普拉卡什始终抱持乐观态度。“情况有了变化。以前，人们甚至不与达利特人一起吃饭，但今天，至少为了政治原因也必须这么做。很多大城市更早就发生了变化。”

“黑人持续抗争了250多年，并且仍在路上，达利特的平权抗争只有70年历史，自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熟并（由达利特人）完全主导。”他如此说。